一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以下简称《现汉》）是一部重要的“以记录普通话为主的中型词典”，“注重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”，是“现在通行最广的一部词典”。由周祖谟教授撰写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语言文字类“现代汉语词典”条，对该词典1979年版的定位是准确的。这些说明，当然适用于1996年出版的《现汉》修订本。
《现汉》受到社会的推崇、享有广泛的信誉，不仅是由于它收词多、释义准确，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具有现代性：书名中的“现代”一词，既体现收词以现代为主，更反映编纂思想和编写方法的现代意识。这一点也是有定评的。自然，人们可以从收词宽窄、某些词语的释义或注音等方面提出商榷或指出它的不足。不过，文木先生《＜现代汉语词典＞白璧有瑕》（1998年5月13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）所议各点，却未必属于《现汉》的“瑕”。
二、《现汉》作为一部独立的词典，从1955年拟议编纂到出版修订本，前后已有40个年头。它遵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基本规定，却不受某些具体的、专业的部门文件限制。它的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特点是保持与传统的衔接。比方，《现汉》全书的字头、词条和释义行文全用国家规定的简化字，却在字头后给出相应的繁体字、异体字；某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词语，常异形并存，如“号啕—号?”；用汉语拼音注音的同时，在括号里给出相应的旧式注音符号；收列若干较深较古的词语；等等。
文木先生说到的“象像”，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《关于重新发表＜简化字总表＞的说明》规定，“像”不再作为“象”的繁体字处理，《总表》也做了相应的调整。这个规定意味着恢复“象像”原来的分工，即“象”只用于大象义和形状、样子义，见于“象牙”及一些传统的语词，如“象形、象征、抽象、气象、形象”等。汉字简化前本来用“像”的地方仍用“像”，如“头像、画像、想像、好像、像话”以及文木先生所举“像大山一样高”、“像刘胡兰这样的英雄”等。有次一位朋友坚持用“想象”，理由是想的对象不一定是具体的物体。这有点像有人根据现代字形结构关系，认为应当让“矮”跟“射”互换字义一样。长期约定俗成的字、词、语是不必也无法硬性改变的。1966年将黄瓜改为青瓜，可现在仍叫黄瓜，即是一例。“想像”本来就既可用于具体事物，也可用于抽象事物。就以“图像”一词来说，既与“图”连用，想必是具形的物体用“图像”为宜。1947年出版的《国语词典》简本就作“图像”，1989年版《辞海》有“图像处理”、“图像线性预测”等，而无“图象”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报刊及影视媒体画面，常见该用“像”的地方用了“象”。就连我这样原先“象像”分工明确的人，中间30年一律用“象”，恢复这两个字分工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在该用“像”的地方，有时还是写了“象”然后补加单人旁。可见积习之深。话又得说回来，“象像”两个字的分工本不那么整齐划一，“象形字”写“象”，文字学家解字说某字“象某某之形”也写“象”。可是如果说“‘射’字的古文字字形xiàng搭弓射箭的样子”，是仿文字学的术语写“象”呢，还是参照“好像”写“像”呢？真有点两难。我的处理办法是，如果出现在比较专门的讲解文字结构的著作中，用“象”，在一般或通俗讲述中，用“像”。
再说“彩”和“采”。“彩”的现代基本义是色彩，“采”除了采取义外，常用的有姿态义，如“神采、风采”等。“精彩”，《现汉》释作优美，出色，《辞海》作“精采”，释作出众。具义实为精华外露，或者说是优美而有文采。再比如，写“丰富多彩”，给人的感觉偏重于颜色多样，所以又有“五彩缤纷”一类词语。如果写“丰富多采”则偏重于姿态多样，所以又有“兴高采烈”一类词语。诚然，人们写到或者看到“丰富多彩”或“丰富多采”一般并没有考虑是偏重于颜色还是偏重于姿态。可是，如果一群人穿着五花十色的衣服，同时做出千姿百态，“多彩”就明显不如“多采”概括、全面了。这个例子可以体现“彩”跟“采”的分工。这里，我赞成文木先生用“采”的意见，却不是从“符合汉字简化趋势”角度说的。
三、一部字典或词典，并非给出的信息越多越好。市面上常见某些八用、十用词典等，可我多不以为然。这类词典除了借花样多招徕买主之外，内容多是喧宾夺主。文木先生要求给单字注出笔画数和笔顺、出现频率以及是否“国标字”等，也属于多用之列。
文木先生所说的“国标字”，是指1980年国家标准局发布的《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—基本集》（GB2312—80），收字6763个。1988年，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，收字7000个；该字表根据19种资料综合研制，其中包括上述GB2312—80和文木先生提到的748工程查频组据21657039字人工统计资料编制的《汉字频度表》（收字6376个，1976年8月印刷）等。如果称标准，《通用字表》更有资格些，可它无“国标”之名。至于字频，那是时代性很强的。以“轲”和“彪”二字为例，在《汉字频度表》中分别为第2545号和第512号，这显然与当时所根据的资料大量是评法批儒、批林批孔的内容有关。属不正常现象。———不论从哪方面说，增加有关“字”的信息，首先是字典的任务。要求于词典的，应当是有关“词”的信息。
四、一本字典或词典，除了本身的查检索引，附录多些、详些好，还是少些、简些好？这不好一概而论。像《辞海》这种百科性工具书，12种附录（共94页，占全书不到4％）中有8种是有关各种标准的表；《辞源》是为阅读古书提供方便而编，全书用繁体字编排，只附了“繁简字对照表”和“历代建元表”，共18页。都应当认为是适度。《新华字典》第一版（1953年）正文700页，检字表以外的附录132页，占15％，修订重排第三版（1962年）正文622页，附录60页，不到10％，修订第五版（1979年）正文613页，附录27页，占4％，可以看出减少附录是趋势。50年代初期，出版物比较少，有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可以从中查到相关的资料，附录多些，不失为一种考虑。如今出版物多了，有关资料查找方便。如有必要，相关的资料不妨编成手册之类的东西。再说，一本字典或词典，附录多了，势必增加厚度，提高定价。一个人手头有几本词典，附录多了，往往重复。这也是一种浪费。
五、如前所述，《现汉》收词以现代为主，体现的是现代的词典编纂思想。对收词方面的“现代”一词理解得比较宽泛，现代人阅读生活中见到一些涉古不深的词语多予收列，同时也相当注意口语。如汉字简化，把“?扣”的?（kè）并入“克”，可是“?”还有kēi音，用于“?架、挨?”等，不能说是很生僻，《通用字表》主要是根据书面资料统计编制，没有收这个字，《现汉》收了。因此，《现汉》不存在如文木先生所说的“大幅度精简”的问题。据我的统计，1979年版《现汉》共收不同的字8691个，修订本无明显变化，这就是《现汉》的“度”。“大幅度”增或减，就不是《现汉》，而成为别的词典了。再如词语的释义注意相互照应。举一个别人讨论过的例子。“庄家”注：“某些牌戏或赌博中每一局的主持人”，“坐庄”就顺理成章的释作“打牌时继续做庄”，即接着当庄家，这“继续”二字不可少。缺点是未收“做庄”为词目。要说指瑕，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。今举两例。1．《通用字表》所收“?、?、?”应当收入。2．个别词的注音也可斟酌，如“吐蕃”注Tǔfān，是从俗。如果按照旧读作Tǔbō，则可释明近代一些西方文字将西藏译作Tibet，Thebet，Tubut等的词源痕迹。
六、我是《现汉》的长年用户，接着《现汉》璧与瑕的话题，说及一些编词典的问题，以与文木先生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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